在互联网时代，或在互联网社会生态化时代，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不仅绕不开对接互联网问题，而且是“打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新型主流媒体”的基本要求。对接互联网不是简单地连接互联网，更不是简单地通过“两微一端”用互联网，而是与互联网全面对接，形成一个融为一体的生态系统或舆论场，否则，“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就是一句空话或难以落实。

　　一、对接互联网是国家安全的客观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3月15日发表的《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一文中明确指出“没有网格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并反复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因此，对接互联网不仅是新型主流媒体的政治使命要求，而且事关国家安全。

　　二、对接互联网是全面提高“四力”的客观要求。“四力”的基础是传播力，而渠道直接决定了传播力的大小或规模。在互联网时代、移动优先时代，实践已经证明，互联网的传播力远大于传统渠道或传统媒介的传播力。“借船出海”和“造船出海”并举应该是“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战略选择。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互联网是一个平台体系，有多种传播渠道或平台，不仅每个传播渠道各有所长或各有千秋，而且每个渠道的传播能力在不断地动态波动，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过去互联网的市值排名是BAT，现在的排名ATB；新闻移动客户端的头条、腾讯、搜狐、网易等在不断地交换座次……。“微信”、“微博”属于互联网社交类平台，只是互联网传播平台主要八大类别之一，而不是全部。因此，“两微”（“微信”和“微博”）只是媒体融合对接互联网的代名词，绝对不能形而上学或机械地或自欺欺人地理解，因为，“两微”远远不能满足媒体融合发展占据“四个制高点”的要求。

　　三、对接互联网是新型主流媒体建立或强化互联网思维的客观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善于学习和运用互联网”。简单地讲，对接互联网有利于传统媒体转变思维与观念，用互联网思维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和构建新型主流媒体。互联网思维的理论基础是“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

　　第一种理论是信息论。信息论是运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系统中一般规律的学科，核心命题是信息传输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以及两者间的关系。信息论的信息传输模型（信源-信道-信宿）也是传播学的基础模型之一。信息论的创始人是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香农有三个基本观点深深地影响了互联网。第一个观点是形式化假说，就是为了定量化分析，去掉难以定量化的、复杂的、个性化的因素；也就是通过形式化的方法提取最为简练的共性，从而使消息和数据都可以采用二进制数据的形式进行存储、传输和处理；简单地讲，一切信息皆可数据化就来自香农的贡献；互联网五度评价体系（原创度、健康度、垂直度、关注度、传播度）的定量指标也是受形式化假说的启示。第二个观点是非决定论，传统的决定论只是承认因果之间的必然性，排斥和否认偶然性；非决定论不排斥和否认偶然性；简单地讲，未来发生的热门新闻事件是从可能发生新闻事件的集合中选择出来，具有随机性，难以事先指定，需要用概率、集合的方法予以研究；互联网舆情分析就是采用了非决定论观点。第三个观点是不确定性，简单地讲，新闻传播就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也就是“信息就是用来消除不确定的东西”；不确定性就是可能性，用概率来度量，正因为概率不是100%或1，所以重大事件和观点要反复宣讲、多维度地解读，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还需要强调是，按照香农的观点，信息是物质、能量、信息及其属性的标示；也就是说，信息是能量，具有驱动力或杀伤力，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息媒体”的内容生产……

　　第二种理论是控制论。控制论是研究如何利用控制器，通过信息的变换和反馈作用，使系统能自动按照人们预定的程序运行，最终达到最优目标。控制论的创始人是诺伯特·维纳。控制论研究信息方法是把研究对象看作是一个信息系统，通过分析系统的信息流程来把握事物规律的方法，主要从信息和控制两个方面研究系统。维纳的控制论主要有四种方法，也是互联网思维常见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反馈方法，也就是动用反馈控制原理去分析和处理问题的研究方法；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常见的“有错不改、恶性循环”往往是正反馈（偏差反馈后、坚持原来偏差再输出，偏差会愈来愈大），有偏差即时纠正就是常见的负反馈；媒体融合发展出现了偏差，即时予以纠正偏差或不当之处，再继续融合发展，就是互联网负反馈思维。第二种方法是功能模拟法，也就是用功能模型来模仿客体原型的功能和行为的方法；从媒体融合的场景出发，再去选择、集成或开发技术，就是典型的功能模拟法，所谓基于需求或基于场景的逆向设计，也是借鉴了互联网思维的功能模拟法。第三种方法是黑箱方法（又称系统辨识法），也就是通过考察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关系认识系统功能的研究方法；互联网的“试错精神”就是来自这种方法；互联网敢为人先也来自黑箱理论；而广电什么都要有案例或先例，就不具有这种互联网思维。第四种方法是白箱方法，也就是研究系统的可观性和可控性，通过定量分析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互联网大数据深度学习、推荐算法、人工智能等都是受白箱理论的启示。需要强调的是，控制论的基础之一是反馈，而反馈是传统媒体最为缺失的一个重要方面，典型的现象是“重发稿轻评价、重播出轻收视数据、重单向轻双向……”。

　　第三种理论是系统论。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是把研究和处理的对象看作一个整体系统来对待。系统论的主要任务就是以系统为对象，从整体出发来研究系统整体和组成系统整体各要素的相互关系，从本质上说明其结构、功能、行为和动态，以把握系统整体，达到最优的目标。系统论的创始人是贝塔朗菲，贝塔朗菲的系统论认为，开放性、自组织性、复杂性，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互联网所谓的“生态系统思维”、“平台思维”等都来自系统论。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传统媒体“总前端”思维不是系统论的平台思维……

　　四、对接互联网是落实“先进技术为支撑”的客观要求。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离不开“先进技术为支撑”。支撑新型主流媒体的技术体系，不仅是技术开发与研发，而且包含了大量的技术系统集成。在现代技术环境下，技术系统集成不仅是硬件和软件的集成，而且包括大量的、以输入即服务或输入即交付的、中台化的能力集成；例如：图像识别中台能力集成、舆情爬虫中台能力集成、媒体加工智能化的中台能力集成、云计算中台能力集成等。这些具有中台能力的企业往往是互联网的大型企业，如HATB等，同样需要对接。

　　五、对接互联网是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的客观需求。需要强调的是，对接互联网的全媒体传播矩阵不仅是主流舆论的传播，而且包括与互联网平台的交换与共建……

　　首先，全面对接互联网；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管好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的互联网平台”要求，新型主流媒体至少是实现八大互联网平台系列的对接，即互联网新闻平台系列、互联网社交平台系列、互联网直播平台系列、互联网视频平台系列、互联网音频平台系列、互联网生活平台系列、互联网文旅平台系列、互联网电商平台系列……。其次，树立品牌意识；要在互联网平台上打造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公众号；并与互联网平台建立起合作共赢的广告分账模式。第三，拥有数据收集与反馈；基本方法是通过区块链收集数据，并加强数据的分析与挖掘，不断提升内容的品质和多样性。第四，创新管理；彻底改变“重建轻管”、“一发了之”的不作为局面；辅助微信、微博等公众号，不仅是要加强与互联网平台的沟通与联系，更是要加强与用户的沟通与联系。第五，形成一体化的放大效应；不仅是与传统媒体相结合，更是与活动相结合，利用综合优势提高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和竞争力；简单地讲，就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第六，重视交换；也就是说，在可管可控的前提下，不仅传统媒体或媒介（如IP TV、OTT TV等）可以对接互联网，新型主流媒体的移动客户端、网站等也可以对接互联网。第七，尝试共建；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属地优势；在做好“一地一端”的同时，尝试与互联网媒体共建属地栏目或频道，真正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共赢”的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局面，进而落实牢牢占据“四个制高点”的使命要求……

　　六、对接互联网是促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客观要求。新型主流媒体全面对接互联网，离不开体制机制作为保障。目前的体制机制主要针对传统媒体和自有媒体，并不完全适应新型主流媒体与互联网的全面对接，也没有比较宽松的采用互联网思维环境。简单地讲，通过新型主流媒体对接互联网的实践或试验，可以较为准确地找到媒体融合发展环境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适应之处，进而有助于促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有利于促进制度的创新。

　　总之，对接互联网是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一个长期的、脚踏实地的、不断完善的、与时俱进的大课题，实现“两微”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充其量只是“强渡乌江”，后面还有“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

　　上述观点，旨在为新型主流媒体对接互联网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李平